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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汉与罗马:相似的基础与挑战,为何得出不同的结果?
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国家人文历史 Author 潘岳
独具人气的语文杂志
相似的基础,相似的挑战;不同的路径,不同的结果。
秦汉与罗马,影响中西、影响你我至今,两个超大规模的人类政治体,缘何走上不同的路径?
本文很长,读完,会有新的认识。建议收藏。
前言
2002年,在武陵山脉湘西龙山里耶镇,考古学家们挖出了一座秦朝小城。在一口废井里,发现了数万枚行政文书竹简(里耶秦简)。人们第一次能近距离观看秦代基层政权。
第二章 罗马共和
(一)土地与内战
大致与楚汉相争同时,罗马用了50余年灭亡了迦太基,肢解了马其顿,成为了地中海霸主。在称霸过程中,罗马始终维系着共和制。
很多人常责难中华文化产生不出与“公权力”保持“绝对独立”的西式知识分子。唯一有点接近的人物是司马迁。他《史记》里的刺客、游侠、商人享受着和王侯将相同等“列传”待遇,他敢于批评汉武帝[28],还敢于站出来为蒙冤的李陵抱不平,因此被判罚宫刑。
西汉王朝灭亡时(公元8年),罗马帝国刚刚开始。创建罗马帝国的屋大维,和刘彻有着许多相似之处。
罗马与秦汉第二个不同在于军队与政权的关系。
西罗马帝国最后150年的主旋律,是基督教。
(二)“国家之恶”与“国家之善”
注释:
[1]参见:福山著,毛俊杰译,《政治秩序的起源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4年版;福山著,毛俊杰译,《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5年版。[2]参见:H.L.Lee. The endangered Asian century. Foreign Affairs, 2020, 99(4):52-64.[3]参见: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:《湖南龙山里耶战国——秦代古代一号井发掘简报》,《文物》2003年第1期,第4-35页;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:《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》,《中国历史文物》2003年第1期,第8-25页;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:《里耶发掘报告》,长沙:岳麓书社,2007年,第179-217页。[4]参见:陈伟主编,《里耶秦简牍校释(第1卷)》,武汉大学出版社,2012年版,第7页。[5]参见:《里耶秦简·吏物故名籍》,简8-809;简8-1610;简8-938+8-1144。[6]参见:A.H.M.Jones,The Later Roman Empire,Blackwell, Oxford, 1964,284-602.[7]参见:颜师古注,《汉书·地理志》,中华书局,1999年版,第1309页。[8]参见:芬利著,晏绍祥、黄洋译,《古代世界的政治》,商务印书馆,2016年版,第VII页。[9]马基雅维利认为,是“平民和罗马元老院之间的不和,促成了共和国的自由与强大”。参见:马基雅维利著,冯克利译,《论李维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5年版,第56页。[10]参见:Nic Fields, The Roman Army: the Civil Wars 88-31 BC, p.53.[11]参见:崔瑞德、鲁惟一编:杨品泉等译,《剑桥中国秦汉史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2年版,第211页。[12]参见:H.F 乔洛维茨、巴里·尼古拉斯著,薛军译,《罗马法研究历史导论》,商务印书馆,2013年版,第4页。[13]塔西佗:《编年史》,王以铸,崔妙因译,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,第3页。[14]参见:伊丽莎白·罗森著,王乃新等译,《西塞罗传》,商务印书馆,2015年版,第262页。[15]刘邦出行凑不齐四匹毛色相同的马,萧何出门只有坐牛车。(《史记·平准书》)[16]参见:蒙文通著,《蒙文通文集·古学甄微》,巴蜀书社,1987年版,第284页。[17]“失时不雨,民且狼顾;岁恶不入,请卖爵子”。参见:贾谊著,《贾谊集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76年版,第201页;“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”,参见:晁错集注释组,《晁错集注释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76年版,第31页。[18]参见:韩兆琦译注,《史记·平准书》,中华书局,2010年版,第2352页。[19]西汉初年,中央直接统治的地区不过15个郡,仅占全国土地的三分之一。而诸侯大的如齐、楚、吴等,每人都有五六个郡,几十个城。汉景帝时,吴楚七国之乱。汉武帝时,也有淮南王、衡山王之乱。[20]参见:凌曙注,《春秋繁露·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》,中华书局,1975年版,第273页。[21]“胁严社而不为不敬灵,出天王而不为不尊上,辞父之命而不为不承亲,绝母之属而不为不孝慈,义矣夫”。参见:凌曙注,《春秋繁露·精灵》,中华书局,1975年版,第98页。[22]参见:凌曙注,《春秋繁露·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》,中华书局,1975年版,第274页。[23]参见:颜师古注,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,中华书局,1999年版,第1918页。[24]“春秋刺上之过,而矜下之苦,小恶在外弗举,在我而诽之。以仁治人,以义治我,躬自厚而薄责于外,此之谓也。”参见:凌曙注,《春秋繁露·仁义法》,中华书局,1975年版,第313页。[25]参见:颜师古注,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,中华书局,1999年版,第1913页。[26]“吏民有明当世之务,习先圣之术者,县次续食,令与计偕”。[27]“卜式拔于刍牧,弘羊擢于贾竖,卫青奋于奴仆,日磾出于降虏,汉之得人,于兹为盛。儒雅则公孙弘、董仲舒、儿宽,笃行则石建、石庆。质直则汲黯、卜式。推贤则韩安国、郑当时。定令则赵禹、张汤,文章则司马迁、相如,滑稽则东方朔、枚皋,应对则严助、朱买臣,历数则唐都、洛下闳,协律则李延年,运筹则桑弘羊,奉使则张骞、苏武,将率则卫青、霍去病,受遗则霍光、金日磾,其余不可胜纪。”参见:颜师古注,《汉书》,中华书局,1999年版,第1998-1999页。[28]参见:韩兆琦译注,《史记·汲郑列传》,中华书局,2010年版,第7100页。[29]参见:韩兆琦译注,《史记·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》,中华书局,2010年版,第1492页。[30]参见:韩兆琦译注,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,中华书局,2010年版,第7662页。[31]参见:韩兆琦译注,《史记·秦楚之际月表》,中华书局,2010年版,第1437页。[32]“上怒,欲斩长安令……又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”。参见:韩兆琦译注,《史记·汲郑列传》,中华书局,2010年版,第7113页。[33]“臣愚一位陛下得胡人,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……今纵不能,浑邪率数万之众来降,虚府库赏赐,发良民侍养,譬若奉骄子。……是所谓‘庇其叶而伤其枝’者也”。参见:韩兆琦译注,《史记·汲郑列传》,中华书局,2010年版,第7113页。[34]参见:韩兆琦译注,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,中华书局,2010年版,第7622-7623页。[35]“吴楚七国兵起时,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,赍贷子钱,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,关东成败未决,莫肯与”。参见:韩兆琦译注,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,中华书局,2010年版,第7620-7621页。[36]“有者半贾二卖,无者取倍称之息”。参见:晁错集注释组注,《晁错集注释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76年版,第31页。[37]秦汉的土地制度中,同时存在国家拥有的“公地”和个人拥有的“私地”。国家公地用于重新分配和租借,虽然不能解决根本矛盾,但能够缓和土地兼并。北魏和隋唐之盛世,正是与授田制相始终;但每当国家失去公田这一调节手段的时候,也就进入了王朝衰败的周期。[38]“车马衣服之用,妻子仆养之费,量入为出,俭节以居之;俸禄赏赐,一二筹策之,积浸以致富成业”。参见:王利器校注,《盐铁论校注》,中华书局,1992年版,第219-220页。[39]参见:Nic Fields, The Roman Army: the Civil Wars 88-31 BC, p.53.[40]参见:钱穆著,《国史大纲》,商务印书馆,1991年版,第128页。[41]参见:芬纳著,马百亮、王震译,《统治史》(卷一)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0年版,第362页。[42]参见:佩里·安德森著,郭方译,《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1年版,第137页。[43]“郡国曰学,县道邑侯国曰校,校、学置经师一人”。参见:颜师古注,《汉书》,中华书局,1999年版,第248-249页。[44]参见:孟德斯鸠著,婉玲译,《罗马盛衰原因论》,商务印书馆,1995年版,第48-49页。[45][德]特奥多尔·蒙森:《罗马史》,商务印书馆,李稼年译,2017年版,第184页。[46]如30岁就出任意大利总督的贵族安布罗斯,信教后放弃官职,散尽家财分给穷人和教会。如生于意大利富商之家的公子哥儿法兰西斯变卖家产,穿粗布长袍、赤足托钵募捐,“方济各会”由此而来。[47]参见:奥古斯丁著,王晓朝译,《上帝之城》,人民出版社,2006年版,第79页。[48]参见:奥古斯丁著,王晓朝译,《上帝之城》,人民出版社,2006年版,第76-77页。[49]参见:奥古斯丁著,王晓朝译,《上帝之城》,人民出版社,2006年版,第144页。[50]参见:梁启超著,汤志钧、汤仁泽编,《梁启超全集》,第5集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18年版,第297-35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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